高考改革：改变考试科目和方式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

3月9日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高考改革将是整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，目前正在加紧论证，已经有了初步意见，“但我们还在考证它的科学性、可行性和风险性。”按照袁贵仁的说法，高考改革方案在考试内容方面包括科目会减少、不分文理科、考试卷子相同，还有就是外语考试社会化，一年多考。

目前初步形成的高考改革意见，是否符合中国国情，进而去除现行制度恶疾?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，全国政协常委、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发表了各自的观点。

政府应引导青年向不同方向分流

根据国家规划，到2020年大学毛录取率要达到40%。相比之下，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录取率甚至比这个数据要低，但他们并没有出现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窘境，为什么?

葛剑雄：录取率达到40%，也就是同龄人之间，理论上讲，十个学生只有四个是可以读大学的。那其他60%的人干什么呢?如果能让其他60%的人愉快地从农、做工、经商或者从事其他职业，那么高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。

综观整个世界，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人人都读大学，虽然有的国家毛录取率比中国高，但中间淘汰、中途辍学的也不少，最后真正大学毕业的也就百分之四五十。那为什么其他国家压力就没有这么大呢?因为他们的年轻人在升学过程中都逐步分流了。

目前，我国政府要考虑的是如何办好义务制教育，以及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引导青年向不同的方向发展，同时需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。如果他们跟大学毕业生、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，社会的分流阻力也就变小。

改变考试科目和方式不是问题的关键

教育部公布的高考改革方向中，包括减少考试科目、不分文理科、英语考试社会化等，您如何评价?

张尧学：目前高考改革的方向值得认真讨论。现在，国家拿出来的高考的改革方向仍然是统考，只是减少科目，或者英语不考，我觉得这是治标不治本，我认为应该在方向上做调整和探索。高考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，要利于民族的发展，利于我们学生的发展，利于我们家庭的发展。

葛剑雄：针对招生考试本身，需要做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，找到问题症结。看到现在公布出来的新考试办法，我认为还是没有很坚实的调查数据表明现行的办法不好。现行的考试方法，实际上是多年改革的结果，比如考试的科目，也是经过不断的试验定下来的，现在要匆匆忙忙地改并不可取。比如有人提出高考取消外语，或者降低外语的权重，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。

高考改革要注意适应中国的国情，比如多次考试，这一方面有利于让学生的水平得到发挥，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家长和社会的负担，考试是需要成本的，多考几次当然就花得多。大学不是义务制教育，需要投入很多钱，最后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，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，不是简单地增加录取名额，而是在于学生的分流。教育改革应该是全社会的事，应该全面改革，而不应仅仅是盯住高校，局限于招生、考试、录取这些环节。

高考改革核心在扩大学生选择权

一些代表、委员建议在高考改革过程中，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，您认为呢?

熊丙奇：这一观念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，但问题在于，如果扩大了学校的自主权，但却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，这样的放权，只是把权力从政府部门的口袋转移到学校的口袋，受教育者的权利并没有增加。这样的高校自主招生，一方面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尤其是来自受教育者的监督，可能制造招生腐败;另一方面，高校自主权扩大，可校际竞争却没有增加，各自为政地自主招生，反而加重学生的负担和焦虑。

在我看来，高考改革的核心价值，在于切实扩大学生的选择权，选择考试、选择教育、选择大学，基于扩大学生选择权的高考改革，才建立学生和学校的平等关系，实现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。基于扩大学生选择权的高考改革方案，着眼点不是考试科目改革，也不是给大学多大比例的招生自主权，而是让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，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建立自由申请入学制度。更重要的是，学校被学生选择，而不仅仅是学生被学校选拔，这将完全改变教育生态，学校间的录取批次、等级自然消失，办学者必须对受教育者负责，否则就可能从一流沦为二流，甚至因没有学生选择而被淘汰。

很多大家担心的招生乱象，会因市场机制的构建而远超乎大家的想象得到治理。——现在是通过行政监督方式治理，在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环境中，则是通过受教育者的选择、监督、评价来进行治理。

[高考大事记]

1977年8月，邓小平在一次有四十多位教育界著名人士及官员参加的会议上决定：立即恢复高考。当年10月12日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《关于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，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。据统计，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，录取人数27万人，录取率4.7%。

1983年，教育部正式提出“定向招生，定向分配”的方法。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，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、牧场、矿区、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。

1985年，教育部规定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。一向由国家“统包”的招生制度，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“双轨制”。

1985年以后，高考改革向减少高考科目的方向发展。先是将理科7门、文科6门各减为3+2共5门，上海则实行3+1方案。同年，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。

1989年8月，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。

1996年，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，高校学费开始增加。2000年，一直由国家“全包”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，招生并轨改革完成。

1997年，普通高校招生并轨改革。

1999年，扩大高校招生规模，并揭开了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序幕。教育部开始推行“3+X”科目考试方案。

2001年，教育部出台新政策，允许25周岁以上公民参加高考，彻底放开高校招生的年龄限制。

2001年，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实行了“自主招生”的试点工作。截至2009年，已有76所高等院校开始自主招生。

2002年，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历史性的第一次全面实现了网上录取，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85%。

2003年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22所高校被赋予5%的自主招生权。同年，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。

2003年，实施20多年7月高考的制度迎来变革，高考时间提前1个月，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、8日，个别省份会有所延长。

2007年，广东、山东、宁夏、海南4省区作为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首批实验区，迎来课程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。

2013年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，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、学生考试多次选择、学校依法自主招生等。部分省份出台了高考改革方案。